大庆个体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余万人

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

历史主义 一、问题和材料 在现代社会的一般生活行动中，如签订协议、买卖物品、与人结婚、出行旅游、朋友聚会、读书教书，我们是否会首先查阅法律规定？答案有二：第一，若涉及重要的财产问题，如金额较大，或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如人身安全、特殊名誉，我们希望知道法律如何规定并希望法律提供指引。[98]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12页。

但亦如众所周知，无需重复，对现代法治建设的理想和实施已多有争论，当有人支持时，亦有人指出了许多需正视的问题与纠结，如语境条件的限制、法律职业利益的变相扩张，其理由同样重要。[72] 其实，通过行规看行业，少数（相对整体社会人数）的概念自然凸现，而少数有时又为贵族。对多数人而言，如未卷入法律纠纷或活动，亦没有潜在的卷入可能，或未试图成为法律人群体的一分子，通常不甚可能对法律付出理解成本。[13]或者，即使面对、遭遇法律干预，以旁观心态为表现，未必质问或质疑，这种普通人法律态度对社会秩序的意义更重要。再看卡夫卡的法制文学。

在此，因为法律并不意在处理社会所有方面的关系事务（如怎样恋爱、如何交友、怎样娱乐、如何互助，怎样饮食、如何健身，法律即无意处理），没能力也无物质基础，同时并无必要处理，设计之初即意在调整某些关系事务（当然是重要的关系事务）。而事实真相、法律原意等问题，及其中立、时间，均为秘密之关键，又为秘密之本身。中国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因此也就汇成了一个源自各地却不再只属于地方的全国性网络化的群体，他们不必依赖豪门贵族，不必太多依赖达官贵人，而是可以直接期待并效忠于皇权。

而鉴于上述分析，特别是鉴于中国古代政治精英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性构成（constitution）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精英选拔制度和政治参与制度完全可以以称之为宪制（a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但推举制的最大缺点——事后来看——在于，尽管任用人才的决断权在中央，但这种推举却很容易受控于地方世族和高中级官员，有利于豪门贵族，并形成地方宗派和门阀势力，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向各地方的渗透，阻碍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古代中国精英政治的真正操作难题，并非被许多历史故事和名人长期错误理解和表达的所谓伯乐与千里马问题，而是，并在历史上一直是，在大国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从各自分离农耕小社区中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发现选拔属于这个国家或文明的政治精英。此外，也只有到了东汉造纸术才发达起来之后，全国性文字考试也有可能。

  内容提要: 精英政治的考量贯穿了中国古代宪制。这就为民间指出了明确的、标准化的、于家于国均有利的文化资本的投资方向，鼓励了社会中文化资本的创造和积累。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农耕社区培养出来的精英很容易是地方的，他的政治忠诚、关注重点以及情感皈依都更可能是地方的，而中国是大国，只有国家统一才可能天下太平并有利于天下生民，因此中国历代王朝更需发现和挑选的还应当是那些视野超越了地方和地域，忠诚于中国这个大国历史文明（因此不必定是某个政权，却包含了诸如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并始终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精英。而法家则注重对政治精英的严格考察，主张量能而授官，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中央政府可以也通过这一制度开始把她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更直接地向社会各层级，特别是底层，渗透。因此中国古代的很早就意识到要防止纸上谈兵的悲剧，一直强调防止混淆知识和能力，混淆了智力和能力。

商武丁从奴隶中发现了傅说，周文王从渭水河边请来了姜子牙，都是典型例证。出处:《中国法学（文摘）》2013年第5期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精英政治 政治参与 。即便是远离庙堂，人在江湖，经年的儒家政治文化规训也令各地读书人总体而言无法不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因此，说是唯才是举，但中国至少在汉之后的历代政治精英选拔制度也一直兼顾诸如地域和社会流动等因素

如果大家提供的产品都功能、品格类似，交流如何进行？市场如何繁荣？因此，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并不是针对研究者个体所提出的现实要求，而是以个体化的深入甚至偏激为前提，通过多样化研究之间的互补、辩诘达成的总体状况。没有基于自身学术传统的自觉难以形成自己的理论，没有理论当然不会有理论流派，也就更谈不上流派之间的竞争。

特别是针对同一主题、在同一作品里运用不同方法时，实际效果可能非但不是不同方法之间的互补参照，相反是相互矛盾的拼凑缝接。考虑到我国的公法学归根结蒂是从西方传入，引介、移植西方公法学的理论成果本无可厚非，且在学术交流的意义上甚至至为必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公法具有相较于私法更强的本地性。

并且，这些做法也不能代替中国问题的思考，不能引证中国问题的解决，毕竟后者才是中国公法学的主体。对中国宪制的研究，甚至因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呈现出 美国派或者 德国派。因此，任何伟大的学者、思想家都是从他熟悉的生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公法研究是我们需要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每一个人类观察者总是从时间的某一刻、空间的某一点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他所身处的世界，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作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公法研究上的民族性关注的就是从中国背景出发提出公法学上的问题。这一点，学者与常人没什么不同。

民族性不是价值立场上注重民族利益的维护，而是强调认识、思想上的背景性限制，从而强调公法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问题在于，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学术研究而言，每个研究者其实都是盲人，全面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

就后者来说，除了从比较法学材料积累的角度考虑可能具有一定意义，谈不上其他学术贡献。以研究主题的拓展为例。

每个研究者都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方法，并在明确界定并不断反思自己方法论前提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方法进行到底。这里只着重说说追求全面、辩证的问题。

就公法实践而言，在公共权力的职权划定、行为标准、程序设置、责任承担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出现不同层次、不同力度的创新举措，公权力的角色及其与公民的关系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公法制度的差异、公法发展所遵循的原理的分歧，必然导致公法研究所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重要的是遵照特定的思想方法在学术上提出问题，并遵照方法的逻辑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从学术研究来说，虽然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出现在作品里，但却是制约整个研究过程的背景。

而且，由于问题之提出源自西方概念、理论的启发，是否真问题本就有着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全面是与注重主题的选择、进而注重特定主题上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如此一来，为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就是我国公法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分析和解决西方国家问题而生产的公法学概念、理论未必就能分析、解决我国公法实际存在的问题。有观点无论证，有讨论无理论，有方法无逻辑，有材料无分析，有答案无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公法研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再以研究方法的运用为例。上世纪90年代及之前，公法学者对别国原理和制度的关注，侧重点主要是介绍、梳理。

产生理论的，主要就是方法，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就是一套体系化了的理论，而方法的运用就是这个体系化理论在新的主题上的拓展铺陈。由于该价值诉求本身牵涉公权力的利益及其稳固，从价值诉求到公法上的原理之形成、制度之落实需经太多环节，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主流政治所允准的、最终体现在公法上的原理和制度也就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就公法学术来说，迄今为止这个背景的最大范围就是他所生活其中的民族、国家。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所形成的公法主题，凭借占用学术资源的方便，召开一轮又一轮的学术会议，出版一部又一部的学术作品，在主流政治允准的范围内重复着正、反、合的不同观点。

虽然最终结论可能连自己都觉得失之片面甚至偏激，但从公法学术整体来说，却更有意义。但很明显，如果缺乏从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的自觉，这样的做法会使公法研究与公法实践不分、进而与政治也不分，即使存在公法学繁荣的可能，公法研究带动公法发展从而推动政治进步的链条也从起始环节就失去了动力。

当前，我国的公法制度已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公法研究生正逢时。在很多著作、尤其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标准结构里，也经常可以见到作者对自己所运用的诸种方法的交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法研究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应该是基本成立的。回到汤因比的说法：从特定时点、特定空间、特定背景出发思考自己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是作为人的代价。